来源：甘溪头
卢声亮
（年—年）
卢声亮，原籍苍南县金乡镇灵峰村，年出生，年参加浙南游击根据地工作，曾任平阳、青田县长，苍南县委书记，温州、丽水专署计划、工交、财贸委(办)负责人。年出任温州市市长，年当选为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年任满后受聘市人大顾问，年离休。年5月13日晚因病去世，享年88岁。（文：方晓芬）
文稿与照片来源：作者亲属章微华女士提供，诚表感谢！
前 言
回首这一生，我这一辈子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学习工作环境变换多，生活经历丰富多彩。风风雨雨，一生经历过两个社会：一个是旧社会，即由国民党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是新社会，即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旧社会，既看到过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也看到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社会，成了国家干部。先是经历了建国初期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任务，与恢复国民经济；接着经历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在此期间参加过三反、审干、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然后，进入了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
先后工作过的地方，包括2个专区（温州、丽水）、8个专区属部门（秘书处、财委、统计科、计委、供销社、财贸办、工交办、工业局）、4个县（丽水、平阳、青田、苍南）、3个工矿企业（浙江平阳明矾厂矿联合公司、龙泉县瓷器总厂、省供销社温州办事处）。
担任过的职务，从最初的江南区区委（当时还是游击区）宣传干事，到最后的温州市（地级市）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如此频繁的工作变动，如何适应这些变动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很惊奇。兹略加疏理，冀与曾经一起学习工作过的同学同志交流，在此也感谢一贯支持帮助过我的领导及同事，也对子孙后代有个交代。
第一章 家庭与学校
（年8月——年6月）
（小学时期的卢声亮）
1、出生在农村一个由农转商的家庭
年8月20日，我出生在浙江省平阳（现苍南）县江南区灵峰乡灵峰村一个正由农转商的家庭，父亲名卢加惕，本地人，母亲名章德惠，钱库人。
灵峰村地处沿海平原，是明朝抗倭名镇金乡镇北门外的一个村，是乡公所所在地。年土改时全村有户人家，人，耕地亩，其中小地主3户，小土出租者1户。中农59户，贫农49户，雇农5户。有董、陈、卢三个姓氏，卢姓有10多户，集中住在村北面的卢家、灵峰周两个自然村。这里的农民除种田外，农闲亦做些小生意，尤以卢家人为多，有两家并已迁居温州、一家迁居平阳经商。
灵峰曾是金乡镇北门外的一个景点，这里有一座小小的灵峰山，两座佛教寺院：外寺(和尚堂)和里寺(尼姑奄)，旁边还有一座娘娘宫。每逢清晨和傍晚，寺院里的钟声就会敲响，几里路外都可听到。卢家祖辈曾信佛教，到父辈改信基督教。
父亲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因为勤于自学，能阅读一般的书籍，在家族里算是有点文化的人。我出生时，父亲还种田，家有田地11亩，其中有9亩是租田。以后，由于父亲身体不好，便弃农经商，最先到钱库、宜山布店当店员，以后就自己小本经营。做过的生意有：来往于金乡温州之间经售纱布、雇人一起烧炼柴油、为民间借贷当中间人。田则给人分种，即：肥料、种子自己备，农活由别人做，收成对半分，租由自己交。这时家有父、母、我、三妹、一弟，生活还算过得去，在当时穷人多、富人少的社会里，我们算是中等偏下。母亲娘家是钱库东西街，舅舅章成委（字莪甫）是个精明的生意人，自开布店。
2、在家乡读完小学中途曾想去学商
年，8岁。这年春，我到本村一所新办的强华小学读书，一连四年。早去晚归。同学有本村的卢加铿、陈登亮、董思流、黄荣华，蔡里的蔡明珊、陈明俅，陈启汉，灵峰黄的黄正良、黄相根，夏八美的金仕品等，这是我最早的朋友。我在班里成绩排第二，不过我记忆力较强，教师教的课一般都能记住，下课后就去玩，考试前也不要化很多时间温习功课。级任老师黄观伍很喜欢我。
农村虽然闭塞，但这时农民也知道中国有个孙中山，很敬仰。平阳县长是徐用（-），很开明，办了不少有益于民生的好事。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中期。在冬闲季节，有两个士兵到乡里来训练壮丁，包括年轻妇女，这是在农村所能看到的抗日的唯一景象。
年春，初小毕业，年纪己12岁。是继续升学，还是在家稻田，或是去学生意？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次选择。按照父母的意愿，升学的话经济有困难，种田又没有出息，不如早点去学生意。
于是决定让我到温州铁井栏我舅舅章成委与其结拜兄弟马作平合开的益孚棉布行去当学徒。春节后动身去温州。这家商行有五六个伙计，两学徒。开始时我早晨起来开开店门，扫扫地，搞些杂务，以后每天跟着师兄带着发票去蛟翔巷国税局缴税。
还没等我开始学业务，日本鬼子要进攻温州的风声就不断传来，日本飞机也经常飞到温州上空来丢炸弹。每到警报拉响时，我们都要紧急找隐蔽处躲避，风声紧的时候还一早带着乾粮到乡下，躲在柑桔园里，真是人心惶惶！
到这年4月19日，日寇终于从瑞安登陆攻占温州。我们店里人则一早先乘船到江北亲戚家躲避。几天过去，决定我独自一人乘航船到温州东门码头上岸，步行去与来接我回乡的五公会合。一路上看见许多房子门上都贴上了一张日本太阳旗，说明这里己经是日本占领的地方了。再往前走至中山桥正要向右转进公园路时，突然看见桥头站着一个手持长枪的日本兵，凶相十足，便急忙转身继续走另一条路线。到与五公会合后，发现这里粼居都已经离开了，一幢房子只有五公和我两个人，最怕日本兵进来。
日本兵非常凶残，经常分成小队荷枪在街上武装巡逻，看见中国人不顺眼时，就用枪托毒打。没几天，我和五公动身回家。因为这时瑞安还被日军占领，我们只好沿西面山边取道瑞安陶山、平阳宋桥湖岭步行回家。
当我们动身回家那天通过城西清明桥时，又被一个日兵拦住，但当五公拿出一瓶老酒汗塞给他时，他马上笑嘻嘻地让我们走了。这次逃难使我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也使我尝到了难民生活的艰险。
年春，继续到金乡镇中心小学读高小。金乡镇是明朝的卫城，四周建有城墙，墙外凿有护城河，城内有“一亭二阁三牌坊，四门五所六庵堂，七井八巷九条桥，十字街口大苍桥”十景。金乡小学又是平阳县数一数二的中心小学。我前三学期走读，后一学期住校。走读时，每天要走5-6华里路，中午带饭在学校厨房里蒸一蒸热，将就着吃。
在金乡小学，我在班里成绩都是前列，但不喜欢活动，所以级长都是由比我小一岁的金庆治同学担任。但我这时已表现出作文的特长，所以新从外地聘请来的级任—语文老师陈伟很喜欢我。除课内以外，他还介绍一些课外的读物如高尔基的《海燕》、抗日小刊物《小战士》给我看，我也很自然的成了班级里的壁报《海燕》的骨干。有一次我写了一篇题为《金乡散记》的作文登在壁报上，陈华民校长、陈伟老师很欣赏，把它推荐到《平阳日报》发表出来。文中写到前方在打仗，但金乡却在大演京戏，这很不应该，还引用了一句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芳》”。
3、考上温州中学接受进步思想
读满高小，是继续升学还是去学生意？这个问题又摆在了我的面前。按照这时的家庭经济能力，我仍然是没有条件升学。但金小校长陈华民、老师陈伟听说我不能升学，都找我父亲做工作，说我读书很聪明，不读书可惜，经济困难可以考公费，我们帮你办好“家庭清贫证明书”去考温中。最后父亲终于同意让我继续升学。年春，我考取温中初中部，从此离开家乡，前往温州。读满3年后，年春，又考入温中高中部。
初中前三个学期还是抗日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艰苦求学的三年。第一学期缴了学费后，连买课本的钱都没有，只好借同学的语文课本来抄。还好，我从第二学期开始，就取得了公费生的待遇（每门课成绩都要在80分以上）。第二学期开学以后的9月9日，温州第三次沦陷，温中迁至泰顺江口复学。我和同学们一起翻山越岭，翻越平阳瑞安交界处有名的“通天岭”芎岭，改乘飞云江的大岙艇到泰顺江口村上学。没有宿舍，就住在农民家里，没有教室，就在搭建的竹棚里上课，这样一共渡过了两个学期。这里与外界几乎隔绝，这时的我，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但在课程之外，还喜欢打打篮球，并参加学校的歌咏队活动。
年8月日本投降，学校迁回温州城区。这时，民族矛盾解决了，国内矛盾上升。生产停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国民党反动派则顽固实行专制独裁，镇压群众革命运动。
年11月25日昆明学生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行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的消息在温州传开。学生界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一些同学开始感觉到“死读书”不行，即使毕业了还是没有出路，于是提倡多读课外书，尤其是社会科学书籍，并组织读书会。
年上半年，与同班同学李尔宽与上一级同学苏尔启发起成立新群读书会（初中），阅读进步书刊，并不定期出《新声》璧报；下半年，按照高中部进步同学谷钱国、安邦等的部署，集体加入学校中一个学术性的老读书会诚诚社（以高中为主），以增加其进步性；年上学期开学后，根据学运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包括高初中所有进步同学的读书会——《春秋》，并被选为会长。
当时在进步同学之间秘密流传着许多进步书刊。对我启发较大的有：为了知道什么是社会科学？从《社会科学十讲》及高中同学金陈亮的讲解中，知道了社会是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通过阅读社会发展史，知道社会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从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中，认识到贫富差别是由剩余价值的剥削造成的；从斯诺的《西行漫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知道红军长征与解放区的情况；从邹韬奋的《萍踪寄语》、高尔基《母亲》中知道苏联的状况；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也直接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与政策。
读了这些书刊以后，顿时心中一亮，看清了现在的社会漆黑一片，都是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与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所造成的，必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救中国。
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从年上学期到年上学期（高中一年级），积极投入了当时正在全国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
主要的有：（1）年3月12日，参加了在温中大操场举行了多人参加的针对美帝国主义“反侵略”大会，然后举行了大游行。（2）年6月参加了温中及其他中学的学生群起声援温州贫苦市民闹米风潮举行的大游行及社会调查。（3）年1月9日参加了温州城区9所中学在温中大操场举行的抗议美军驻华及其暴行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4）年6月2日参加了全国性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温州城区9所中等学校联合召开大会并举行了浩浩荡荡、秩序井然的游行，将温州的学生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上述这些活动中，我除了自己积极参加外，还从开始时的发发通知、写写标语，到后来参加共同研究、分工负责发动。在实践中不仅积累了经验，还熟悉了几个地下党同志，如本校的苏尔启，校际的施巨欣，也知道了浙南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游击根据地，至此，下定了决心，到解放（游击）区参加革命去！
第二章 投身革命
进入浙南游击根据地
（年7月——年5月）
（少年时代的照片）
4、奔赴中共浙南特委机关
年“六二”运动以后，很快这一学期就结束了。在运动期间，特委曾指示在运动结束后，吸收一批学运中的骨干分子到游击区工作。这时我参加革命的意志已很坚决，就被吸收了。
年（18岁）6月下旬，离开就读4年的温州中学，和苏尔启、王增荣、方家溪、郭继英等5人在地下交通阿尧带领下，先乘航船后上山，中途在永嘉山区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住了一夜，又在永加县委机关住了一夜，就到驻在瑞安湖岭山区的中共浙南特委机关了，到时特委书记龙跃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们。7月，参加特委举办的第二期知识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地点在湖岭南坑庐村，学习内容为：《当前形势》、《新民主主义论》、《矛盾统一律》、《游击战争》、《农村工作》。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习结束后，特委派陈雄、我（均温中）和叶桴定（瓯中）3人组织一个学校支部，以陈雄为书记，回温州城区，以学生身份为掩护进行工作。但到温不久即因一进步同学被捕，而于8月底撤回特委机关，编在青年组，边学习理论，边参加机关的整风运动，边跟随老同志学习做驻地附近村的群众工作。
从国民党统治区一到特委机关，顿时就有了自己已经摆脱了国民党政府反动的统治的感觉，心中充满了自由与温暖。在特委机关短短四个月里，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在两件事上：
（一）理论学习风气非常浓厚。这里有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大多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也有新参加进来的知识青年干部，还有武装部队人员，但大家都对诸如共产主义理想问题，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现阶段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斗争方法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辩证法问题，兴趣盎然，常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都由特委书记龙跃同志来做结论。
（二）同志之间关系非常融合。不论是老同志和新同志，工农同志和知识分子同志、外来同志和本地同志、干部和战士，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亲密无间，虽然相互之间难免有所争吵，但都不记仇。特别是上下级之间，没有上下之分的感觉，就是浙南最大的领导龙跃同志，亦经常于晚餐之后与同志们随便聊天娱乐，像是一个大家庭的慈爱家长，深受同志们爱戴。
5、分配平阳县工作，先到江南区委任宣传干事
此时，浙南游击区正实行从隐蔽斗争到公开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扩大革命武装，恢复老区，开辟新区。新到特委机关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也要分配到各县或部队去。
11月，我分配到平阳县，在江南区委担任宣传干事，特委还给我发了委任状。江南区委书记黄加斌，是个比较年轻的老游击干部。
江南区地处平阳县的沿海平原地带，是个新开辟的地区，只有云头洋支部是个30年代建立的老支部，在对口、宜山、周家车、白沙、金乡、蔡里、河底高等地均有党小组、党员或进步青年点，都还处在秘密状态。
黄加斌穿本装，我穿学生装，有时一起、有时分开，到各个点去分发《浙南周报》、组织党员学习、发展党员，了解敌情、布置工作。新区基本群众和进步青年学生教师急切盼望共产党的到来。而国民党反动政权则更加残酷的实行监视与镇压，我们基本上是采用地下工作的方式，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扩大基本群众的队伍，发展党的组织，为武装斗争做准备。
（年的卢声亮同志）
在尚由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工作，被敌人发现的机率是很高的。年农历年底（阳历年1月底），我们都回县委机关过年了，黄家斌同志因有任务，一个人又去了江南一趟，没想到2月3日在横阳支江东岸的对口村与敌人的便衣队遭遇，黄加斌同志一枪打死了一个便衣，急速脱身。国民党立即对对口周围地区进行连续半个月的扫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0多人，枪杀4人。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对口事件”。
事件发生半个月以后，县委又派黄加斌和我进入这一遭到破坏的地区，进行慰问善后工作，稳定人心，恢复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当我们要过横阳支江进入这一地区时，已经找不到熟悉的人了解当地的敌情了。
黄加斌同志急中生智，我们冒险进入桥边一家小店，对店主亮出我们是共产党的身份，并向他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解放的党，是保护私人工商业的，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大反攻，国民党已经长不了了，请他老实告诉我们，这一带还有国民党兵没有。
他开始很怕，经我们解释以后，就如实的告诉我们，国民党兵前几天都已经撤走了。这样我们也就放心的走进了附近的村庄。类似这样的事例，在新区工作中都要有随时紧急应对的思想准备。
6、回平阳县委机关从事宣传教育工作
“对口事件”发生以后，县委进入江南区的通道已经被破坏，再加当时别的工作也需要人，县委便决定江南区的工作暂时停顿一段时间，黄加斌和我都调出江南区。我调回县委机关后，先是担任县委宣传干事，年4月提任县委宣传科科长，具体的都挂上青年组组长、青训班主任、县新兵队政治指导员、县委直属支部（机关）书记等职务。
直接领导我工作的是县委书记郑海啸和原宣传部长现组织部长苏松。这段时间，虽然工作涉及面较广，但我的主要任务是举办知识青年干部训练班（组）。因为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增加干部来源，以充实到地方和部队里去。
青训班全称叫”知识青年干部训练班”，是一个吸收、培训、考察干部的场所。主要是从白区中学生和小学教员中吸收进步青年到根据地来，经过一个来月的培训与考察，吸收为脱产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青训班每期20人左右，也有人数少一点的，就称为”青年组”。学员由各区委选送。
学习的内容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等，以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与思想觉悟。
青训班是在游击战争环境里举办的，不单纯是学习，而且也是游击生活方式的训练，大家都居住在农民家里，没有教室，没有黑板，门板搭起当桌子，盘碗当墨砚，吃的是番茹丝，睡的是地铺，盖的是薄被单。早上一早要出操，夜里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要夜行军转移宿营地点。在遇到敌情时，还得隐蔽露宿在山林中。但生活虽然艰苦，大家精神都非常愉快、充实，学员们唱歌、跳舞、讲故事、各显神通。
从年10月到年8月，平阳县委先后举办了5期青训班和4期青年组，培训了多名青年干部，其中大部分由我主持。
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随时都要有遇到敌情的准备。我就遇到过三次战斗。
第一次是张基岭头与敌遭遇。年3月3日，我和黄加斌从江南回县委机关，途中在腾蛟岭门王坛村过夜。正好第二天拂晓前县委机关和第二小队从古岭迁移到王坛来，华业都同志的第二小队武装已经提前到达张基岭头上端的王坛，而老海同志他们还行进在张基岭头下端的岭上。这时，一股国民党保安队和便衣队70多人正插入张基岭头，被我哨前发现。紧急情况下，华业都他们便开枪将敌人引向自己，示意老海同志：岭头已经发现敌人，老海同志他们便紧急折回古岭方向。而我则随华业都他们边打边向后面山上撤往郭山，途中还与敌交火一次，敌伤二人狼狈逃去，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遇到与敌遭遇战。
第二次是山门双条岗突围。年7月15日，县委机关和第二小队转移至山门双条岗，国民党军队多人分二路从大岙和土地公山上来包抄双条岗，一路公开荷枪上山，一路隐秘，县委书记郑海啸当即命令第二小队控制双条岗山头，同时指示机关和我们的青年组顺着山腰，乘着一阵浓雾，冲出包围圈，撤至穹岭附近的峰岗，我心中暗想老海同志真是用兵如神啊。
第三次是穹岭头战斗。年7月21日上午县委得到消息，国民党浙保二团三营七连多人从文成方向向穹岭头平阳山门方向行进，即联系驻扎在附近的青景丽县委及其武装，协同作战。21日下午，青景丽武装首先与国民党军激烈交火，平阳县武装则迅速插入敌军背后，敌军受到前后夹攻，当即溃不成军。这次战斗共打死国民党士兵17人，俘连长以下23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支50多支，子弹多发，标志着游击区的武装斗争已经进入了主动出击歼敌的新阶段。
在游击区工作两年，虽然时间不长，但经受了严格的磨练，主要收获是两个方面：一是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身的人生观。革命生涯异常艰苦，而且随时随地都有被捕或牺牲的危险。要革命，就要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随时随地要有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从这点讲，革命者是真正无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世俗观念，在这里没有存在余地。二是牢固树立革命为了群众，革命又必须依靠群众的群众观念。密切联系群众，是一个革命者的本色。特别是对一个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年轻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弱点是不熟悉群众，特别是劳苦大众。这就必须改造自己，实践“知识分子工农化”，学会联系群众的本领，随时随地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思想情况和群众的要求。还要学会群众语言，善于做宣传工作。
7、迎来平阳解放
形势发展很快，经过浙南各地人民武装力量的广泛出击，大量歼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
年4月20日解放大军过长江，5月7日，据守温州城区的国民党师叶芳部队宣布起义，温州解放。
平阳经过晓坑岭、玉溪岩等几个较大的战斗，以及争取驻水头的浙保六团和平起义，国民党平阳县伪政权大势已去，伪县长弃城逃跑，5月12日平阳解放，13日，县委书记郑海啸率领县委机关武装和人员，浩浩荡荡从西门进入平阳县城。下午，在昆阳小学操场举行了庆祝平阳解放群众大会，安邦代表浙南游击纵队、我代表平阳县委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即开始了紧张的形势与政策宣传和文教单位的接管工作。
第三章人民政权成立
上调温州专员公署
（年9月——年3月）
（年任苍南县委书记时与同事们合影。）
从年5月7日温州解放到5月底，温州全境已在解放大军到来之前解放。8月26日，温州专员公署成立，我上调到温州地区专员公署工作，自己的身份也从过去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游击队员过渡到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温州专员公署的工作时间，一共7年半，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头3年是我国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即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后3年从年9月开始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这段时间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我都在专署机关渡过。
8、先到专署秘书处、地委财委任秘书
首先调到温州专员公署秘书处，担任秘书兼机要工作；年7月转到温州地委财政济经委员会（设在专署内）任秘书；年1月财委撤消，又回专署办公室任秘书。共3年。直接领导我的，开始是专员郑海啸，以后是地委财委副书记、副专员王绍甫。
在专署做秘书工作，主要是当领导的助手，如掌握、汇总情况，起草、修改文稿，上下级联络、随领导出访等，有时也被派往县里去传达一些重大任务，如被派到玉环县去传达专署领导关于如何应对渔民出海要买“匪票”的对策，被派到平阳去督促如何抓紧完成渔民支援解放洞头任务。
总的来说秘书工作比较琐碎，但好处是了解全局情况比较多，还可以从领导身上学到如何决策与指挥的经验。
郑海啸专员任职时间虽然较短，但曾两次带我去杭州，一次是年9月底他去杭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次代表会议，我随之去，不仅观赏了久已闻名的杭州美景，而且亲见了10月2日杭州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况，让我这个“乡下人”大开眼界。另一次是年3月他调省里工作，由我送去，并留下一起参加省委党校学习，最后一起参加省委第二次代表会议。幸运的是：第一次去杭州时，作为本地坚持干部的专员郑海啸因病留杭住院治疗时竟与因伤留杭治疗的南下干部、温州专署副专员李铁锋同住一个病房，他俩关系非常融合，是南下、当地干部亲密共事的典范。
地委财委副书记、副专员王绍甫，可说是我经济学的导师，他领导工作的特点是：经常引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本地经济情况及对策。我爱好经济学，就是从他这里开始的。他还对我的处事特点了解得非常透彻，凡我起草或审核过的文稿，他都连看都不看就签发。
还有一位黄先河专员，他在任时的一年，早稻枯心苗狂发，为害极为严重，地委书记不在家，他主持工作。他听了汇报后，紧急通知下去，“发动所有干部带领群众下田拔枯心苗”，一声令下，谁也不敢怠慢，各县在县委书记带领之下，所有干部都下田，只用三天时间，稻田里枯心苗都拔光了，保证了丰收。
平时看似文质彬彬的黄专员竟然是个“谋划于帷幕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帅才，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他领导也各有优势，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出版，我如获至宝，从头至尾认真阅读，惊叹毛泽东能如此精湛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把深奥的理论用通俗的群众语言表述出来，是何等的伟大啊。尤其对“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问题”，感受特别深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从此成了我的座右铭。
在地委财委工作期间，我认识了在专署财政处搞会计工作的徐品华，我们建立了恋爱关系，年12月20日，我们结婚了，从此相伴一生。
9、在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初期从事统计、计划工作
年9月，党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造”（工业化，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
年4月份，专署统计科成立，我被任命为副科长，年5月，又被任命为专署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统计科科长，算是专署中层干部了。
计划统计部门是个综合部门，面对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可以说是原来地委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延伸。但由于专区不是一级计划单位，所以职权上虚的比较多，实的比较少，主要是提供全区国民经济动态资料和国民经济计划汇编，完成省里布置的统计与计划的任务；同时，负担专区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衔接工作。
对于当时轰轰烈烈的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我没有直接参加，不过在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也曾带领工作组去瑞安县圹下区肇平洋村搞粮食统购统销中如何正确处理粉干专业户的试点；年又带组到乐清县虹桥镇搞在粮食统购统销中如何开放粮食市场的试点。
学习苏联，是这一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专署组织所属科局长学习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观点，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但这次学习我的最大收获，还是认识到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更加幸运的是，年8月，组织上选调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修科学习，时间一年。能够亲身生活在久就向往的首都北京，感到非常的幸运。同时，也大大开阔了眼界。在8门必修课中：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计划、贸易经济学、会计学，我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修课，还选修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课。
文稿与配文照片均由作者亲属章微华女士提供，诚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