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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以后的齐鲁地区一直被推崇为礼仪之乡，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其实这个传统由来已久，至少公元前年这里就率先推出旨在维护等级秩序的酒礼制度，成套酒礼器的入葬是这个地区的显著特点，也是酒礼制度存在的物质见证。在齐鲁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有两个极富创造性的研究最值得称道：一是高广仁、邵望平的《史前陶鬶初论》对陶鬶类型学的研究，全提升了这种陶器在齐鲁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二是前面到的邹衡先生关于空足鬶就是文献“鸡彝”的精辟考证，提出了陶质礼器的文献依据和考古学特征，科学地将实物资料转变为实物史料。
大汶口陶器极大地推进了文献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的研究。齐鲁地区自大汶口文化早期开始流行实足鬶，后发展到空足，一般认为是温水器或温酒器。邹衡先生认为空足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鸡彝”，他指出：“看来，用红色雄鸡祭祀乃是东方特别是鲁国地区的传统习俗。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不难从红色雄鸡联想到山东地区特别是曲阜西夏侯等地所发现的大批红陶鬶了。正因为红色雄鸡是用于祭祀的牺牲品，而红色陶是用于祭祀的‘彝’器，两者的关系不是再清楚没有吗？双手捧鸡曰‘彝’，双手捧鬶曰‘灌’，其目的都是为了祭祀。
雄鸡这种风习传到了西方，所以龙山文化的卷流陶鬶仍然使用红色，或近于红色的黄色。只是因为夏人尚黑’，所以夏文化中的封口盉就改用了黑色，或者近于黑色的深灰色了。”在大汶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空足向西方的推进与渗透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重要的考古学现象。笔者曾指出，陶在实足阶段就开始了向西方挺进的步伐，这种新型的器物和其特殊的功能激发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模仿的热情，于是陶应运而生了。在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曾发现有高领罐形鼎和足同时存在，这两种器物的结合就能够创造出斝，所以，谷水河遗址的信息相当重要，
红陶鼎是将鼎的上部与的下部相结合的重要线索，这里借大汶口文化的和谷水河的高领罐形鼎作简单的示意（图四五）。如果斝是受影响而产生的推测不误，那么它必定与礼器有关，因为陶鬶是礼器。真是无独有偶，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陶斝确实是作为礼器出现的。在那里斝多而鼎少，是大型墓葬及甲种中型墓必备的器物。一般是一座墓葬中有一件，有的为两件，一大一小，其中还装有或整或半的猪头俎斝配套之制已经形成，在墓中的位置也固定化了。陶斝虽然有使用痕迹，用于日常生活，但作为礼制重器的功能却已然彰显于世。
陶斝这无疑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关于陶来源的推测。创造斝的经验燃起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人们更加丰富的想象力，改造器物的步伐自此明显加快，釜灶和鬲相继问世就是明证。这均是将两种器物结合起来稍作加工便产生出新器类的例子。在历史上，一个简单的创造发明，其价值和贡献却往往无法估计，对历史的推动力有多大也难以衡量。但是，大汶口文化的陶鬶并没有因此停止其前进的步伐，在陕西扶风的案板、武功等遗址中陶鬶仍有线索；在岭南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中另一系统的陶鬶依然在发挥作用。
鬲氏三鼎炉可能也是由于受到陶的影响，较大汶口文化的陶年代晚近的上海马桥遗址中出现了鸭形器，此类器物还见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山西忻州游邀遗址，年代再晚些，则广东许多商时期遗址也有被称为鸡形壶的陶器被发现。这种陶器有流有尾，也有把手，十分象形，同样具有相当的活力，其北到达粤北的和平县，南下深圳，在更西面的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瓮棺墓中有与之完全相同形态的器物。可见，在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中，这种造型颇似鸡鸭的器物比其他种类的陶器活跃得多。
鸡形陶罐其考古学上的特征，第一是具有极强的文化穿透力，能够跨越种种文化障碍，深入到比自己文化范围更加遥远的地方；第二是形态规范，不论在何处发现这类器物，其制法、大小、样式都基本相同，反映出有某种固定的标准约束其生产制作；第三是变化敏感，年代特征清楚，这可能与使用频繁、更新的频率较其他器物高有关，因此，这类器物用来判定遗存年代可以，用来划分文化类型却有一定难度。第四是具引领作用，大汶口文化的陶鬶对于黄河流域空足三足器的产生，所起到的引领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应予以高度重视。
大汶口陶器邹衡先生认定大汶口文化陶鬶是礼器极其正确非常重要，一方面为认识礼器的考古学特征提供了一把钥匙，据此，可以认识新石器时代其他地区那些没有文献记载的礼器存在与否。另一方面，商代青铜器中有一些动物造型的礼器，现在看来，其源头就蕴涵在新石器时代的这些鸡鸭形酒器中。中国古代的礼器，就质地而言有陶、骨、石、玉、青铜、铁等多种，它们出现的年代有先后之别，而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特点来说，陶质礼器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