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靖本批语的那些事儿
俞润生
读史评
记录纷纷已失真，言语轻重在词臣。
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
元·刘因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近来，红学界对“新红学”的讨论，使我想起发生在南京，影响红学界规模不算太小的事件：始于年，热于年的所谓脂靖本批语。当年我在《文教资料简报》编辑室工作，知道一些情况，现整出来供有兴趣研究的朋友参考。
以往我曾写过《对靖本红楼梦及其批语的若干疑问》（刊于贵州《红楼》年第3期），这次换一种研究方法，遵照先贤的教导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这又使我想起《红楼梦》第四十八回，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石呆子，却拥有祖上传下来的二十把折扇。贾赦知道后逼着要买，石呆子誓死不卖，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后来被贾雨村讹他拖欠官银，扇子被抄没，石呆子则生死不明。不明白石呆子、贾赦、贾雨村的来龙去脉，先花大气力考石呆子手中的扇子“古人写画真迹”，行吗?
一、关于靖本及其发现者的情况及其质疑
裴世安等先生年精心编纂的《靖本资料》，计收有关论文74篇。在这些文章中，关于靖本及其批语的发现者和过录者毛国瑶先生的介绍文字，犹如《琶琶行》所描写的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有魏绍昌先生《靖本石头记的故事》略有记载：
这位靖应鹍的朋友就是毛国瑶，]年生于安徽安庆，年高中毕业，解放初在浦口税务局工作，其时靖应鵾在浦口工商联，两人因工作联系而相识。年毛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第二年被错划为右派，未能毕业，仍回浦口老家闲住。一天去靖家做客，提出想借书消遣解闷，靖应鵾便教他上阁楼自己去挑选。毛国瑶上楼翻到了这部十厚册抄本的《石头记》(系十九小册合并装订而成，因为每一小册的蓝色封皮仍粘连在一起)，未标书名及抄写年月．书已破旧，多虫蛀小洞，纸张黄脆，每页骑缝处大多断裂，全书缺二十八、二十九回两回，第三十回残失三页，实存七十七回余。引起毛国瑶注意的当然不是这部书的这些形状，而是他看到书中附有大量批语，因为他自己家里有一部有正石印大字本的《石头记》，也附有不少批语，想到可以拿去对照比较一下，于是他就借了回去。他在同有正本对读校阅时，随手将有正本内所没有的批语抄录下来。由于有正本的天头较窄，字多了便写不下，他先抄在纸上，然后再过录到一本六十四开有橫线练习本上。
毛抄录批语的用意，只是为了补齐自己这部有正批语的短缺而已。几个月之后，他就将抄本还给靖家了(以后他进了一直工作到如今的浦口运输公司，担任静电水处理的技术员。因业务繁重，很少有时间看文学书籍)。五年之后，在年初，他偶然见到上一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中，有一篇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文内写到黛玉、宝钗两人的共同之点，使他想起此说与靖本第五回的一条批语(这条批语在有正本中被误抄为正文)颇有相似相关之处。不免动了好事之心，便将批语和靖本的情况写信告诉了俞平伯。俞见信大喜，当即复信说：“这些批语很有价值”，急于希望见到原书。毛国瑶赶到靖家再去问书时，已经找不到了。是借走的呢，还是当废品卖掉了，一家人谁也回答不出来。阁楼上的书籍杂物，年前后曾被靖应鵾的老伴当废品卖掉过一批，问她这部抄本是否也一起卖掉了，她已记不得，好像没有卖过，但有一只宣德炉，的确被她当“废铜烂铁”处理掉了。所以靖本不但是怎样失落的搞不清楚，连在什么时候没有的也难以确指，只能说是在毛国瑶还书之后至又去要书之前的这几年之间吧。
魏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毛国瑶先生的重要情况：他大学中文系肄业;研读过有正本;他见到靖家抄本有批语，对照有正本，先抄在纸上，再过录到64开小册子上;从年到年，其间相隔四年;年已发现靖家抄本没有了，就是说毛国瑶先生是国内唯一见到靖家抄本的人，其他人都未睹原物，纯是推论联想之类的，而不是原书的模样。
从《靖本资料》中其他文章，我们得知毛先生对《红楼梦》有一定的研究：
俞平伯年有43封给毛国瑶，年4月1日信中说“您前者所抄各条，至希暇时抄出惠寄。”这说明他不是一次性将“靖本批语”寄给俞平伯先生的。
俞先生年6月14日信中有语：“靖宽荣君曾来信，说有一部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评的《石头记》，想必就是来书所云你的侄儿取去的那一部，靖问我要否，我想这是一普通的本子，我暂不需要，只是谢谢他的美意。”这说明靖家和毛国瑶所接触的绝非仅仅是阁楼上的“这部十厚册抄本的《石头记》”。
年8月11日俞信中说：“靖氏父子拟抄‘甲戌本’来函相询可否，我当然同意。不过抄写颇费工夫，此本既已印行，抄写用处不大。您劝阻的办法我很赞同，不知他们是否已打消此意。”这说明靖氏父子和毛国瑶先生对《红楼梦》版本是知晓的并有所选择的。
俞先生年5月16日信中说：“承将‘有正本’之批语与《辑评》对校，并将结果见告，感谢之至。”说明毛国瑶一直在研究之中，并未闲着。毛国瑶还写过文章，寄给俞平伯先生看，俞年8月17日复信说：“得十四日长书欣诵。您驳吴文各点我均同意。他说《红楼梦》臆想甚多，且不恰当，……”所以，我们不能低估毛国瑶先生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
俞先生年7月18日信中说：“知尊恙就愈，且今秋有来京之说，甚为欣慰。北游更盼实现，可图把握。”毛国瑶先生是否北行，我们不知道，俞年9月10日信云：“江南秋暑甚盛，维餐卫珍重。又知十月间不能来京，为怅。异日当尚有机缘，可图把晤。”俞年11月20日信云：“昨奉来书，知在天津勾留数日后安旋浦口，甚以为慰。……携去之书均不忙还我，我如需要，自当函索。《红楼梦稿》甚重，寄递恐不便，是否可俟妥便带来。我若要用，亦在明春也。”这便有了陈慕洲带书的故事，且等下文交代，这里暂且打住。
上述情况如果不是俞平伯先生的信的发表，外人是很难知晓的，大家都感觉毛国瑶先生口很紧，表面很木讷，不多话，这在他的挚友石昕生先生的文中有交代：“笔者与毛君共同研红，曾在浦口毛宅多次留宿专谈，但毛君丝毫未露与俞老通信之事，也未持一原函见示。”可见毛国瑶先生讲话是很讲究的。他的话中有不少泡泡，是可以用事实戳穿的。这里再举两例：
例一，他对魏绍昌先生说，年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第二年被错划为右派。经查，年合肥没有师范学院，只有师范专科学校。合肥师范学院的历史是这样的：年，安徽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创建。年，安徽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分为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皖北区第一工农速中（与安徽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合署）。年，阜阳中学教师进修学校（中文数学科）并入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年，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安徽师范学院（中文/历史/外语）合并升格为合肥师范学院。年，合肥师范学院（数学/生物/物理）并入安徽师范学院。年，皖北区第一工农速中、安徽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合署）改为安徽教育学院。年，安徽艺术学院（原皖南大学部分）并入合肥师范学院。年，安徽教育学院并入安徽劳动大学（年创建）。年，合肥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安徽工农大学。年，合肥师范学院撤销，中文/历史/地理/政教/艺术部分并入安徽劳动大学。年，在原合肥师范学院和安徽教育学院等基础上，恢复安徽教育学院。年，改建为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由于单位频繁变更，合分分合，他的错划问题，也就无从核实了。
例二，毛国瑶先生在《致红楼梦研究者的公开信》中说：
我虽是学中文的，但以后却未从事文学工作，专门研究静电水处理，平时很少接触红学。后来南京师范学院唐圭璋先生于年到舍间，索阅靖批，不久唐先生将“靖批”交给南师赵国璋先生，赵先生又交给《文教资料简报》，这样就在《简报》年总第2l至22期合刊上刊出，但事先并未征得我同意，不过我因周汝昌先生过去已在香港《大公报》作过介绍，却不全面，为使读者得知全貌，故未反对。年南师中文系资料室编印《红楼梦版本论丛》中重新全文发表“靖本”批语。年江苏省红学会成立，编印《江苏红学论文选》，再次全文发表“靖本”批语。这些批语由于原本已不存，现在只有根据我的过录件，不免使读者怀疑，故而产生许多说法和估计，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毛国瑶成了‘全世界唯一看过靖本的人’，”对这一点，我认为不必辩解，也无需辩解，因为既然根据这些批语去研究，就是相信这些批语是真的、客观存在的，否则你说是伪造的也好，孤证也好，反正已无从稽考。
这段文字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年唐圭璋先生不可能去浦口毛宅去索阅靖本批语。唐圭璋先生是我的老师，生于庚子，年行年七十又五;他年迈羸弱，从不远行，即使从他寓所到学校也要人搀扶陪同，他绝不可能去距宁海路到浦口数十里路去造访素昩平生的毛国瑶先生的。从南京师院到浦口，要乘两次公交车，再轮渡过江，再乘车去毛宅。如此往返，对唐老而言，犹如长征。毛国瑶先生说“后来南京师范学院唐圭璋先生到舍间，索阅靖批”，这是不可能的，不足遽信。唐先生告诉我：“他自己专治词学，对《红楼梦》没有研究，更没看到什么新版本，他不能对其他抄录的批语发表意见，目力又不济，要研究《红楼梦》还是找北京专家为好，北京红学家多，俞平伯先生最为著名。”毛国瑶先生与北京红学家取得联系，可能是接受了唐圭璋先生的建议。
（二）毛国瑶先生在公开信中说：赵国璋先生在《文教资料简报》上发表靖本批语“事先并未征得我同意”。这不是事实。当年我在《文教资料简报》编辑室工作。赵国璋和姚北桦两位老师负责，我协助做具体工作。在年的刊物上有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的“编者按”，略谓：“本刊征得毛国瑶先生同意，现将靖本批语全文发表于下，供研究《红楼梦》的同志们参考。……毛先生还特为本刊撰写了《对靖藏抄本红楼梦批语的几点意见》一文，对靖本的发现经过、靖本批语的重要性等作了具体说明。对此，我们一井表示谢意。”毛国瑶先生的话怎么这样变化无常呢?
（三）毛先生说“反正已无从稽考”。他持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但是，白纸黑字，还是可以寻岀破绽的。
最为蹊跷的是他与周汝昌先生的关系，周先生在回忆录《红楼无限情》中说：
60年代初，我忽然接到南京浦镇毛国瑶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对脂砚的考论不能成立，因他发现友人靖氏所藏一抄本《石头记》，上有朱批，证明脂、畸为二人，畸在而脂亡；并云据彼本可证雪芹卒于壬午，而非癸未，云云。
我十分重视这些“新证据”，即复信求阅所云之朱批(他说已过录为条之多)。他又来信说已录寄俞平伯先生，让我到俞处去看……简捷叙之，终于承他惠示了那所称的“靖本朱批”。
我相信了，并且撰文向香港《大公报》的《艺林》版介绍这一“重大发现”。
但治学之事，终究异于“随风倒”，需要实事求是，我反复思绎，又觉他所录“朱批”，不无可疑之点(本文是论事，不是重述考证的内容，读者鉴之)。
等到年增订《新证》，内中增入了一篇《靖本传闻录》，说明我毕竟未见毛君所言之原件，若干问题有待深研，不敢遽断如何。我是很谨慎的客气的态度和言词，给继续研索留下了明朗的余地。
谁知，毛氏见了此文，大为震怒，在南京红学会上，他以恶语对我大肆攻击——意谓因“证据”推翻了我的考证，因而反诬“证据”之靠不住……
不止一桩事例表明了一个“规律”：在学术上听到不同意见，心平气和地与之切磋的，是真学者真论证；而一闻人家略有商量问询献疑请教，即便暴跳如雷、歇斯底里、恶语伤人的，就暴露了他是装学扮士，作案心虚、货色有假——惟恐捅破他的一层窗户纸。
毛氏的表现，引起了更多人的疑思。
到后来，大家要求他拿出所谓“靖藏本”来以昭信实时，却声称此书丢失了，说是家里人不知其价值，让一个收旧物的担贩给买去了，下落无法追寻，云云。
还有一回特殊的经过，值得一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仁陈建根，因公赴南京，特来打招呼：有什么要办吗?我就拜托他费点儿事，到浦镇去找毛国瑶，持我介函，请他惠赐一张照片，将所云之“朱批”拍一条也好，带给我以便研究。
这原是易为之事，因“原本”虽失，毛氏已将条“朱批”过录到他自己的一部“有正本”上了，选一页照个小片子，就行了。
陈先生返京后向我报告访毛的实况，要点是：南京的照相馆不给拍这种照片。
这确实是从未听说的新闻。
陈先生还说：“我向他讨求，请出示一下你自藏的那部‘有正本’，也不必再麻烦拍照的事了。”
可是，毛氏又有托词。那部带有“过录靖本朱批”的宝书，迄今并无任何人从他那儿看到影子。
我们不好说什么“定案”的话，但我们可以表示：你拿不出一页“证据”物件来，是你自己把事情弄成“死无对证”的“无头奇案”的，别人无罪——不该反而受你之恶语中伤。
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你的“过录靖本朱批”已在学术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混乱，关系到红学几个最关键的问题，对此，要负责任，要出示证据，以防人言可畏。
这都过去了几十年了。时至今日，大陆与台湾的学者都有评议发表了。江苏的石昕生先生，与毛氏为好友，而石先生已发表论文数篇，揭示了“靖本朱批”是作伪之迹。还有李同生先生，也对揭伪举出了力证(毛据俞辑的脂评的某条而“改造”时，不知俞辑本有漏误，他照抄袭俞之误。这使得伪迹无可诡辩)。
台湾学者进而指出：毛是迎合俞先生的论点而伪造朱批，寄与俞氏，俞不能识，反以为己说获得了力证，落入了毛的设计。
前几年，忽承毛先生又惠一札，内言拟将我旧年给他的信件(还有其他红学研者如吴恩裕等人的)编印一集，征我同意，并对他曾在南京会上攻击我的往事谢过，说他原不懂什么、我不必与他计较等意。我回了信，表明我不同意他的编印计划，因那都是当时不明真相的言辞，如不经我同意而擅自发表，要负法律责任(此复函有复印本，并分寄与学友存证)。
近来忽又有上海的魏绍昌在贵州《红楼》期刊上发表了一批俞平伯致毛国瑶的信札的排印文字。魏君是公开支持毛国瑶、相信“靖本”的人，也许这和毛的来信所打算的编印诸家信件一事有所关联。对于魏君发表所辑俞函的说明介绍，又有石昕生先生的评议。这都很有关系。
周文中所说的有些事，是他和毛国瑶之间的事，我们不了解，不便多言，但对“南京红学会”一事，可以说说情况。
所谓“南京红学会”，就是年11月23－28日，在南京虎踞至21号省公安招待所举行的纪念曹雪芹逝世周年学术讨论会。大会领导小组的成员有：
冯其庸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红楼梦学刊》主编
张毕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李希凡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
陈毓罴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研究集刊》副主编
陈超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进江苏文联主席
艾煊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主席
顾明道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
盛思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姚迁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南京博物院院长
姚北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秘书长、《江海学刊》主编
赵国璋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馆
11月23日会议开幕，《江海学刊》主编姚北桦同志主持开幕式,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致开幕词。南京大学名誉校长、江苏省红学会名誉会长匡亚明作了题为《继承是为了创新》的专题报告,在开幕式上发言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中国红学会副会长李希凡、江苏省委宣传部顾问陶白、副部长陈超，省文化厅副厅长王鸿。文化部长朱穆之及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等发来了贺电、贺信。周泽同志代表江苏省委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学家和研究者表示热烈欢迎。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学专家和研究人员多人，在此后的五次大会，有二十多位学者发言;代表分曹雪芹家世生平专题组、曹雪芹创作道路专题组、《红楼梦》评论组、红楼艺术谈专题组、人物论专题组、红学史和版本文物论专题组、红楼文艺的创作和改编专题组七个小组，交流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除全体会外，还举行了两次小组讨论会，参观了南京博物院举办的《红楼梦》文物资料展览，参观了与曹家和《红楼梦》有关的南京文物和遗迹。以著名昆曲演员张继青为首的江苏省昆曲院全体同志，为大会演出了《红楼梦》中提到的四个昆曲折子戏。南京市越剧团演出了传奇剧《秦淮梦》。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同志，率领她的学生一一浙江省诸暨县越剧团的青年演员演出了越剧《红楼梦》。南京图书馆举办了有关《红楼梦》的著作、图片展览，並举行《红楼梦与南京》专题报告会。南京市邮票公司特地设计、发行纪念曹雪芹的邮票。
11月28日中国红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其庸致闭幕词。冯其庸说，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圆满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成功的标志是：第一是团结。在开会之前，许参同志曾为我们的团结发生忧虑，但事实证明，我们的同志是团结的，大会自始至终是在团结的气氛中进行的。第二，与会同志向大会提交了一百多篇论文，论文的总的水平较前有所提高。第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向大会公布了新发現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重要历史档案，这是对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一个推动。公布了运用电脑检索和探索《红樓梦》的新成果，这在国内是首创的，在国际上也是首创的。第四，南京市越剧团为大会创作井演出了越剧传奇《秦淮梦》，在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伟大作家曹雪芹的艺术形象。
用大量篇幅介绍年11月在南京举行的纪念曹雪芹逝世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没有把南京的“土特产”一一“靖本批语”列入会议议程。倒是“靖本批语”发现者毛国瑶和“靖本”藏主靖应鹍和他的儿子、儿媳在七个小组游说，并到代表宿舍沟通。这在周汝昌、魏绍昌、胡文彬等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
胡文彬先生说：“年全国红学会在南京召开，靖本问题的研讨是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