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国民党反共高潮时期的秘密斗争
年2月，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邵阳召开。会议决定全省建立湘（潭）宁（乡）、常（德）益（阳）、邵阳、衡阳、南县5个中心县委，原湘西工委和湘南特委不变。3月底，中共常益中心县委成立，帅孟奇任书记、文士桢任组织部部长、李文定任宣传部部长，领导益阳、常德、汉寿、沅江、桃源、临澧、澧县的党组织。此时国民党正加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他们不断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高潮。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益阳县各级党组织经过整顿后，大大缩小目标，活动进一步隐蔽。
中共大栗港支部在民校被迫停办后，遵照县委关于“改变方式，坚持斗争”的指示，决定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抗日救亡阵地。9月上旬，支部决定由瞿驭龙出面，动员群众集资入股，在大栗港开办“协胜农村消费合作社”，派薛乐基到武潭开设“大众文化书社”，发售进步书刊，开展宣传工作。这两处商店均以经商为掩护，联络各阶层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后因时局变化，经营一年多后停办。但它在联络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为党筹措活动经费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期间，多次由熊子俊、熊跃初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地方机关取得赴常德、益阳、汉寿等地的通行证件和空白证明数十张，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往来活动，平安通过敌特机关设置的岗哨和检查站提供了方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们除把经商获得的利润全部提供给党作活动经费外，还多次筹集资金、物资支援党的活动。年4月，由党员瞿驭龙经手筹集银洋40圆，转交给了常益中心县委。12月下旬，支部书记熊谷人经手筹措资金，在大栗港五美商行购买木炭担，分装两船，由熊跃初水运到益阳福和锅厂出售后，全部本利都转交给了常益中心县委。这些有限的支援，都是大栗港中心支部的党员节衣缩食，甚至变卖家产、什物献给党组织的，受到常益中心县委的表扬。
二、团结各阶层人士，掩护党的组织和干部
大栗港中心支部活动的地方，熊氏宗族势力强大。“平江惨案”发生后，熊氏反动人物熊希颜、熊岳牧在这一带借助封建统治势力疯狂开展清查“异党”活动，企图从内部打开缺口，一举摧毁大栗港地下党组织。大栗港中心支部则以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巧妙的斗争方法，依靠群众，团结开明士绅熊浩圆（清末秀才，熊亨瀚烈士父亲）、熊定生（熊氏族督），利用封建宗族作掩护，保护党的组织和干部。年初，长沙铜官区委遭敌破坏，区委妇女委员曾淑兰改名张碧如，由上级党组织安排来这里隐蔽。党组织安排她以熊亨瀚同学妹妹身份作掩护，并以在家失学、来此谋事为由拜会熊浩圆。熊当即出面推荐她到熊氏祖尧小学教书。张碧如在这里以教书的合法身份从事党的活动至益阳解放。由于打入《益阳民报》的刘世隆叛变，益阳党的组织全面暴露，随着国民党反共步骤的加剧，根据中央“隐蔽精干，等待时机”的方针，9月中旬，中共常益中心县委书记罗哲（又名罗怀恕），携带油印机、文件和书籍从汉寿转移来此隐蔽，住在以保长身份为掩护的党员熊跃初家。当地一好事之徒心生疑虑，密报熊希颜。熊跃初以自己当保长得罪人遭人陷害为由应付国民党栗埠乡乡长熊鼎严的追查。他还请族督熊定生出面担保打圆场，消除了各方的疑虑，从此无人查问。罗哲以中共大栗港中心支部为据地，活动达两年多时间，一直未被敌人察觉。
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
年夏，中共大栗港中心支部遵照益阳县委“相机打入国民党地方机关，借助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指示，利用五羊坪选举保长的有利时机，一面做上层士绅的统战工作，一面串联当地农民，用投票方式，把作恶多端的旧保长熊曙邦赶下台，选举中共党员熊跃初担任了保长。熊上任后利用保长的合法身份，掩护了中共益阳县委、常益中心县委领导人文仕桢、罗哲、胡泽炳等安全转移外地或就地隐蔽。他还利用国民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摊派地主豪绅钱、粮，慰劳抗日军人家属。在其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每户抗日军人家属得谷10担（每担约斤），个别最贫困的户得谷15担。年5月，常益中心县委为控制地方政权开展抗日救亡，派党员熊子俊打入栗埠乡接任民训副大队长，后来还担任了副乡长。由于日寇封锁，食盐昂贵，一担谷只能买1斤4两盐（1斤为16两）。政府配发的少许食盐，还要受官、商勒卡，农民对此愤恨至极。这年11月，群众盼望已久的一船食盐，被栗埠乡乡长刘世润运到士绅熊介溪家收藏起来，预谋私贪。熊子俊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党组织。中心支部的几名党员骨干经慎重研究后，决定以追查这批食盐为突破口，发动群众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支部书记熊谷人随即会同党员熊克荣等分头发动群众，组织50多名青壮年，黄昏时候从五羊坪出发，包围大栗港，并安排10多名办事精细的农民，在党员熊科鼎带领下挨户搜查，在熊介溪的堂屋内搜出了收藏的多斤食盐。刘世润闻讯赶到现场，高举手枪进行恫吓，并诬蔑群众闹事。愤怒的群众一齐冲上去，夺下刘世润的枪，并将他痛打了一顿。为避免事态扩大，躲在背后的熊子俊假装巧遇，从门外闯进来，进行现场调解，并接过手枪交给刘世润，把他护送回乡公所。刘世润十分恼火，次日跑到县政府鸣冤叫屈，声称五羊坪群众“暴动”、“殴打乡长”、“抢劫公盐”。县府当即派一副官带领10多名枪丁，到大栗港查办肇事者。这位副官召集栗埠乡公职人员开会，听取意见。熊子俊以现场调解人身份，介绍了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指出“殴打乡长”是“刘乡长拿枪威胁民众，致使事态扩大”所致。黄副官听了这些意见，也不敢贸然行事，匆匆回县，此事便不了了之。
四、借用“民训”，掌握地方武装
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战形势愈加紧张。为加强全民守土抗战和适应战时征集兵员的需要，各地开始组编和训练国民兵。年，益阳县成立国民兵团，区编大队，乡（镇）编中队，以乡镇为单位组织训练，为能真枪实弹抗击侵益日军作准备。
熊子俊奉命打入栗埠乡民训队任副大队长后，利用在国民党七十九军九十八师任军械处长的同房兄长熊亨骏的关系，从军长夏楚中处借来步枪30支，供民训操练。为把这批武器掌握在党的手里，党组织借用“民训”抗日的名义，在当地挑选了50多名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参加军事训练。开始，每天早晨集训两小时。后改为全日训练，集中餐宿，伙食费用由当地殷实富户按田亩分摊。经过一个多月训练，每个参训人员都学会了拆枪、射击等军事基本常识。同年10月，国民党九十八师军械库迁来五羊坪。不久，南京“五卅”中学也迁来天湾，学校配有30支步枪供学生操练。大栗港中心支部密议依靠党在栗埠乡掌握的民训武装为骨干，相机夺取上述两处武器装备，进而一举解除武潭、鲊埠等乡警的武器装备，在桃江、安化、汉寿边界山区建立石桥抗日游击根据地，并派熊子俊向益阳县委汇报。县委将这一计划转报常益中心县委。同年12月中旬，常益中心县委书记文仕桢和益阳县委负责人林煦春等亲临现场，在察看地形，分析敌我力量以后，认为现时武装起义目标过大，又无外力支援，时机尚未成熟，主张“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此后，中心支部主要围绕准备武装起义这一目标开展活动。他们组织党员对当地的反动党、政、军骨干50多人进行专题调查，由张柏年、朱政平整理专项资料，上报常益中心县委。后因时局变化，益阳县委和常益中心县委相继撤销，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也因此中止。
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的斗争
年6月发生的“平江惨案”，是国民党顽固派向共产党和抗日民众开始疯狂进攻的信号。年1月以后，国民党进一步掀起反共高潮。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于年2月开始，分期分批撤离暴露了身份的党员。9月，中共湖南省委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撤销益阳县委，党的全部工作交由常益中心县委兼管。当时中心县委书记文仕桢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由罗哲继任书记。此后，县委机关的党员陆续分别调往重庆、延安等地，仅留罗哲一人维持工作。在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除少数地方的地下党员仍在坚持斗争外，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后来，文仕桢调离湖南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与常益党组织的联络由省工委委员张春林（化名白毛）接替。文仕桢同张在益阳杨林坳罗哲家召开了交接会议，决定将大栗港中心支部已暴露的熊谷人、熊子俊转移桂林隐蔽，指定张柏年为中心支部负责人。张春林同罗哲到张柏年家住了三天，研究了党的活动计划。文仕桢离任不久，张春林在长沙病逝，常益党组织上下联系脱节。罗哲在失去与党的联系后，在大栗港中心支部掩护下，以砍柴、打零工为生，长达两年多时间。年春，罗哲到长沙找党的组织。临行前，张柏年典当自家三斗稻田（约二亩），筹集了50元银圆交罗哲作盘缠和活动经费。不料罗在长沙联系党的组织时，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长沙和平解放后出狱）。大栗港中心支部由此而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大栗港中心支部的党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一直坚持党的组织活动没有停止。外去隐蔽的党员熊谷人、熊子俊都坚持与支部进行书信联系，按时寄回党费，保持着与党的组织关系。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张柏年等党员，仍保持着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积极开展秘密的政治、经济斗争。年5月，由于连年天灾，民食极度紧张。贫苦农民缺衣少吃，桃江城乡饥民遍野。在共产党地下组织推动下，桃江各地工人、农民为了求生存，开展了一系列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大栗港中心支部为领导群众度过夏荒，经过周密计划，决定由当地仕绅出面在大栗港和栗山河组织“民食维持会”，清查出被劣绅控管的积谷担，向当地殷实富户借谷担，阻运国民党益阳保安团储粮担，全部发给贫苦农民度过饥荒。在大栗港中心支部领导的反饥饿斗争的影响下，三堂街也开展了颇具声势的反饥饿斗争。该地大部分工人和贫民无米下锅，当地豪绅胡俊山（旧乡长）、胡弼臣、胡桂生却掌管着积谷担。他们不作平息发放，企图利用饥荒高利盘剥。织布工人胡铁吾发动搬运和其他行业工人多人，连续罢工游行3天，并提出“从大恶霸胡俊山家起，依次吃‘排家饭’”。胡等慑于群众声威，只得将积谷发放。贫民每户借得无息积谷五斗，斗争取得胜利。与此同时，刘静安在灰山港领导群众把国民党政府囤积的千余担粮食全部分给灾民度荒，部分地缓解了饥民的燃眉之急。
年8月益阳和平解放后，新成立的县、区党委对大栗港中心支部的历史面貌不了解。由于当时正处在社会的剧烈变更之中，无法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取证，就是当时的支部领导人也说不清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缘由，因而在当地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错误地认定他们所进行的地下党活动为非法。熊子俊、熊克荣受上级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基层组织，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些当时党的活动骨干，也被打成“坏分子”，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直至年9月，中共桃江县委组织调查组，分赴大栗港、马迹塘、武汉等地，就落实中共大栗港中心支部的政策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专题调查报告，经中共益阳地委核实，确认“该支部为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基层党组织，曾为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作出过重要贡献”。健在的9名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并落实了政治、经济待遇。
（二审：黄霖监审：刘鹏）